“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，可是我发现自己在想着他最喜欢吃什么菜，或者最喜欢学校里的哪门课。我设想自己在帮他做作业……”她哈哈大笑。浴室的水声停止了，我能听到索拉博在那儿，从浴缸爬出来，擦干身体。
“你真是太好了。”我说。
“啊，我差点忘了！我给沙利夫舅舅打过电话！”
我记得在我们的婚礼上，他朗诵一首写在酒店信纸上的诗歌。我和索拉雅走向舞台，朝闪光的镜头微笑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在我们头顶高举《可兰经》。“他怎么说？”
“嗯，他会帮助我们。他会给他在移民局的朋友打电话。”她说。
“真是个好消息。”我说，“我忍不住想让你快点见到索拉博。”
“我忍不住想快点见到你。”她说。
我笑着挂上电话。
几分钟后，索拉博从浴室出来。自从与安德鲁会面之后，他说过的话几乎不超过十来个单词，我每次试图跟他交谈，他总是点点头，或者用一个字回答我。他爬上床，把毯子拉到下巴。没过几分钟，他呼呼睡去。
我抹开水汽迷的镜子，用旅馆的旧式刮胡刀刮脸。你得把它打开，然后把刀片装进去。接着我洗澡，躺在浴缸里面，直到冒着汽的热水变冷，让我的皮肤起鸡皮疙瘩。我躺在那儿漂浮着、思索着、想像着……
奥马尔·费萨尔皮肤很暗，矮矮胖胖，脸上有酒窝，黑色的大眼睛，还有和蔼的笑容，露出来的齿缝很大。他稀疏的头发在后面梳成马尾，穿着棕色灯芯绒西装，手肘的位置上有几块毛皮补丁，还带着个鼓鼓的破旧公文包。公文包的提手不见了，所以他将其抱在胸前。他是一见面就笑着说很多话而且过分客套的人，比如说“对不起，我将会在五点在那儿”之类的。我打电话给他，听到他的笑声，他执意要出来会晤我们。“很抱歉，这个城市里面的出租车跟鲨鱼一样，”他的英语说得很棒，没有任何口音，“一旦嗅到外国人的味道，就会多要三倍车费。”
他推开门，脸带微笑，道歉连连，稍微有点喘气和流汗。他用手帕擦额头，打开公文包，乱翻着找记事本，为把文件扔得满床都是不停道歉。索拉博盘膝坐在床上，一边看着消掉声音的电视，一边看着那个手忙脚乱的律师。那天早晨我跟他说过费萨尔要来，他点点头，似乎想问些什么，但只是走开去看一个有动物在说话的电视节目。
“找到了。”费萨尔说，翻开一本黄色的法律记事本。“就安排事物的能力而言，我希望我的孩子像他们的妈妈。很抱歉，也许这不是你所想要从你未来的律师口里听到的，对吧？”他哈哈大笑。
“嗯，雷蒙德·安德鲁对你评价很高。”
“安德鲁先生。是的，是的，那个家伙人很好。实际上，他打过电话给我，把你的事情告诉我了。”
“真的吗？”
“哦，是的。”
“那么你清楚我的情况了。”
费萨尔擦去唇边的汗水。“我清楚你告诉安德鲁先生的情况。”他说，脸上出现两个酒窝，泛起狡狺的微笑。他转向索拉博。“肯定就是这个少年惹起所有的麻烦吧？”他用法尔西语说。
“这是索拉博。”我说，“索拉博，他是费萨尔先生，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律师。”
索拉博从他的床上滑下来，跟费萨尔握手。“你好。”他低声说。
“你好，索拉博。”费萨尔说，“你知道自己的名字来自一个了不起的战士吗？”
索拉博点点头，爬回床上，继续侧身躺着看电视。
“我不知道你的法尔西语说得这么好，”我用英语说，“你在喀布尔长大吗？”
“不是，我在卡拉奇[1]Karachi，巴基斯坦南部城市。[1]出生，但在喀布尔生活了好几年。沙里诺区，靠近哈吉雅霍清真寺。”费萨尔说。“实际上，我在伯克利[2]Berkeley，美国加州城市。[2]长大。1960年代后期，我爸爸在那儿开了间唱片店。自由恋爱，染了领带的衬衫，你叫得出来的全都有。”他身体前倾，“我去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[3]Woodstock，位于纽约州东南，每年8月举办民谣和摇滚音乐节。[3]。”
“太帅了！”我说。费萨尔哈哈大笑，又开始冒汗珠了。“反正，”我继续说，“我跟安德鲁先生说得差不多了，省略掉一两件事，也许三件。我会完完整整告诉你。”
他舔了一根手指，翻到空白页，把笔帽打开。“那最好了，阿米尔。我们何不用英语交谈，免得外面的人听到？”
“好的。”
我把发生过的一切统统告诉他：我跟拉辛汗的会面、前往喀布尔、恤孤院、伽兹体育馆的掷石头。
“天！”他低声惊呼，“很抱歉，我在喀布尔有很多美好的回忆。很难相信你刚才告诉我的竟然是同一个地方。”
“你后来回去过吗？”
“天，没有。”
“我会告诉你，那儿不是伯克利。”我说。
“继续。”
我把剩下的都告诉他了：跟阿塞夫见面、搏斗、索拉博和他的弹弓、逃回巴基斯坦。当我说完，他飞快地写下一些东西，深深呼吸，镇定地看了我一眼：“好了，阿米尔，你前面有场艰苦的战斗。”
“我能打赢吗？”
他把笔帽装上。“就安德鲁的语气判断，希望渺茫。不是不可能，但是机会很小。”和蔼的笑容和戏谑的眼神不见了。
“可是像索拉博这样的孩子最需要有个家，”我说，“这些规章制度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”
“我也心有戚戚，阿米尔。”他说，“但事实是，就当前的移民法、收养机构政策和阿富汗的政治局势看来，你的情况很不妙。”
“我真不理解，”我说，想找个东西揍一顿，“我是说，我明白，但是我不理解。”
奥马尔点头，双眉紧锁。“好了，就这样。灾难之后，不管天灾还是人祸——塔利班真是一场大灾难，阿米尔，相信我——一个孩子是否孤儿，总是很难判断。孩子们被遗弃在难民营，或者被双亲抛弃，因为他们无法加以照料。这些情况向来都有。所以除非孩子满足孤儿的法律定义，否则移民局不会放发签证。我很抱歉，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，但你需要一纸死亡证书。”
“你在阿富汗住过，”我说，“你知道这事的可能性有多大。”
“我知道，”他说，“但让我们假设现在这个孩子父母双亡的情况弄清楚了。即使那样，移民局会认为，最好由该国的人来收养这个孩子，以便他能保持本国的文化传统。”
“什么传统？”我说，“阿富汗有过的文化传统被塔利班毁掉了。你知道他们怎么对待巴米扬的大佛。”
“很抱歉，我在告诉你的是移民局怎么工作，阿米尔。”奥马尔说，碰碰我的手臂。他望向索拉博，露出微笑，然后看着我。“说到这里，一个孩子必须根据他自己国家的法规被合法地收养。但假如你碰到一个乱糟糟的国家，比如说阿富汗，政府官员会忙于处理各种突发事件，处理收养事宜不会得到优先考虑。”
我叹气，揉揉眼睛。眼睛后面突突发痛。
“但是让我们假设不管怎样，阿富汗人肯帮忙。”奥马尔说，双手交叉放在隆起的肚子上，“这次收养仍有可能被拒绝。实际上，就算是那些较为温和的穆斯林国家，对收养也不无疑虑，因为在多数这些国家中，穆斯林教法不赞同收养。”
“你是在叫我放弃？”我问，用手压着额头。
“我在美国长大，阿米尔。如果说美国让我学到什么东西，那就是，认输简直就像在女童军[1]Girl Scouts，美国女童军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服务于女孩的组织，成员多为成年义工，旨在帮助女孩提高使她们终身受益的素质。[1]的柠檬水罐里面撒尿一样不可原谅。可是，身为你的律师，我必须把事实告诉你。”他说，“最后一点，收养机构会定期派人前去评估那个孩子所处的环境，而没有正常的机构会派人去阿富汗。”
我看见索拉博坐在那儿，看着电视和我们。他的坐姿跟他父亲过去一样，膝盖抵着下巴。
“我是他伯父，难道这没有用吗？”
“如果你能证明，它会起作用。很抱歉，你有什么证明文件或者什么证人吗？”
“没有文件，”我用虚脱的声音说，“没有人知道这回事。索拉博也是我说了他才知道的，而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秘密。惟一知道的那个人已经走了，也许死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该怎么办，奥马尔？”
“我会坦诚相告，你的选择不多。”
“天哪，我能做什么？”
奥马尔吸气，用钢笔敲打下巴，然后把气呼出来。“你还是填一份收养申请表，期待最好的结果。你可以做独立的收养。也就是说，你得和索拉博一起生活在巴基斯坦，日复一日，挨过两年，你可以替他申请政治庇护。那是个漫长的过程，你得证明他受到政治迫害。你也可以申请人道主义签证。那得由检察总长审核，很难得到。”他顿了顿，“还有个选择，也许是你最好的办法了。”
“什么？”我靠近身体问。
“你可以把他重新送进这儿的恤孤院，然后填收养申请表。让他们审核你的I-600表格和你的家庭，把孩子留在安全的地方。”
“那是什么？”
“很抱歉，I-600表格是移民局的官方文件。家庭评估由你选择的收养机构执行。”奥马尔说，“你知道，那是要确保你和你的妻子没有精神病。”
“我不想那么做。”我说，看了一眼索拉博，“我答应过他，不再让他进恤孤院。”
“正如我所说的，那是你最好的选择。”
我们又谈了一会，然后我送他上车，一辆旧大众甲壳虫。当时伊斯兰堡已近黄昏，一轮红日挂在西边。奥马尔不知道使了什么法子，居然能挤到车里去，我看见他上车的时候车身一沉。他摇下车窗：“阿米尔？”
“嗯？”
“我刚才跟你说过吗？你正在努力争取的事情很了不起。”
他招招手，把车驶离。我站在宾馆房间门外，也朝他挥手。我希望索拉雅在身边陪着我。
我回到房间的时候，索拉博已经关掉电视了。我坐在自己的床沿，让他挨着我坐下。“费萨尔先生说有个办法可以让我把你带去美国。”我说。
“真的吗？”他好几天来第一次露出微弱的笑容，“我们什么时候能走？”
“嗯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可能需要一段时间，但他说可以做到，而且他会帮助我们。”我把手放在他脖子后面。外面，召唤人们祷告的钟声响彻大街小巷。
“多久？”索拉博问。
“我不知道，一阵吧。”
索拉博耸耸肩，微笑着，这次笑得更灿烂了：“我不在乎，我能等。那就像酸苹果。”
“酸苹果？”
“有一次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爬上一棵树，吃那些青青的酸苹果。我的小腹变得又肿又硬，像鼓那样，痛得厉害。妈妈说只要我等到苹果熟透，就不会生病了。所以现在，无论我真正想要什么，我都会想起她说过的关于苹果的话。”
“酸苹果，”我说，“安拉保佑，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孩子，亲爱的索拉博。”他的耳朵红了起来。
“绝对是。”我说，“绝对是。”
“我们会开车到那些街上去吗？那些你只能看见车顶和天空的街道？”
“我们每一条都去。”我说，眼泪涌上来，我眨眼强行忍住。
“英语难学吗？”
“我敢说，不用一年，你就可以说得跟法尔西语一样流利。”
“真的吗？”
“是的，”我伸了一根手指在他下巴，把他的脸转过来，“还有一件事，索拉博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嗯，费萨尔先生那会很有帮助，如果我们……如果我们能让你在一间为孩子准备的房子待上一阵。”
“为孩子准备的房间？”他的笑容消失了，“你是说孤儿院吗？”
“只是待上一阵。”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别这样，求求你。”
“索拉博，那只是很短的时间，我保证。”
“你向我保证过永远不让我去那些地方，阿米尔老爷。”他说。他声音颤抖，泪如泉涌。我一阵心痛。
“那不同的。就在这儿，在伊斯兰堡，不是在喀布尔。我会每天去探望你，直到我们能够离开，把你带去美国。”
“求求你！求求你！别这样！”他哽咽着，“我很怕那些地方。他们伤害我！我不想去。”
“没有人会伤害你。再也不会了。”
“他们会的！他们总是说他们不会，但他们说谎！他们说谎！求求你，真主啊！”
我用拇指抹去他脸上的泪痕。“酸苹果，记得吗？这就像一个酸苹果。”我轻声说。
“不，它不是。不要那些地方。天，天啦！求求你，别这样！”他浑身颤抖，涕泗俱下。
“嘘。”我把他拉近，抱着他颤抖的身体。“嘘。会没事的。我们会一起回家。你会看到的，没事的。”
他的声音被我的胸膛闷住，但我能听到话里的痛苦。“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这么做！天啊，阿米尔老爷！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！”
我如何能答应呢？我抱着他，紧紧抱着，前后摇晃。他的泪水滴进我的衣裳，直到泪流干了，直到不再颤抖了，直到惊恐的哀求变成听不清的喃喃自语。我等着，摇着他，直到他呼吸缓下来，身体松弛。我想起曾经从某个地方看来的一句话“孩子们就是这样对付恐惧：他们睡觉。”
我抱他上床，把他放下。然后我躺在自己床上，望着窗外伊斯兰堡上方紫色的天空。
电话将我惊醒的时候，天已经全黑了。我揉揉眼睛，旋开床头灯。刚过晚上10点半，我睡了将近三个小时。我拿起话筒。“喂？”
“美国打来的电话。”费亚兹先生的声音。
“谢谢。”我说。浴室的灯光亮着，索拉博又在洗澡了。电话传来两声按键声，然后是索拉雅的声音。“你好！”她声音振奋。
“嗨。”
“你跟那个律师谈得怎样？”
我把费萨尔的建议告诉她。“好了，你可以忘了它，”她说，“我们不用那么做。”
我坐起来。“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回事？”
“我接到沙利夫舅舅的回电了。他说关键是把索拉博送进这个国家。只要他进来，就有很多把他留下的办法。所以他给几个在移民局的朋友打了电话。他今晚给我回电，说他很有把握能替索拉博争取到人道主义签证。”
“不是开玩笑吧？”我说，“啊，谢谢真主！亲爱的沙利夫太好了！”
“我知道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可以当保证人。一切会很快的。他说那种签证有效期一年，足够我们申请收养请求了。”
“这样最好了，索拉雅。对吧？”
“看起来是的。”她说。她的声音很快乐。我说我爱她，她说她也爱我。我们挂上电话。
“索拉博！”我喊道，从床上起来，“我有个好消息。”我敲着浴室的门，“索拉博！亲爱的索拉雅刚才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来。我们不用把你放到恤孤院了，索拉博。我们就要去美国了，你和我。你听到吗？我们就要去美国了！”
我推开门，走进浴室。
刹那间我跪倒在地，放声大叫。我牙齿打颤，不断大叫。叫得我的喉咙快要裂开，叫得我的胸膛快要炸开。
后来，他们说救护车来了之后我还不停叫着。